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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9两会现场:人口、生育、儿童及亲子家庭等系列问题引发热议,两会代表建言献策

转载来源: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发布日期:2019年03月06日 新闻头条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于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记者从两会新闻中心获悉,目前已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两会,其中境内记者近2000人,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1000多人。

十三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两会现场,人口、生育、儿童及亲子家庭等话题引发热议,代表们就人口政策、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育幼以及儿童安全等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

俞敏洪:

保障适龄残障儿童平等享受义务教育

民间公益组织网络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曾在全国范围发起“适龄特殊儿童入学状况”在线问卷调查,调研发现适龄残障儿童在存在多方面教育问题。2018年,家长组织联盟再次开展针对特殊儿童入学问题的调研,形成《适龄特殊儿童入学障碍调研报告》、《义务教育阶段特殊儿童入学政策分析》两份报告,聚焦残障儿童在入学环节面临的障碍,发现如下问题:

首先,残障儿童入学登记数据不完整,事前登记未落实到位,事后跟进缺乏保障。2018年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并未进行入学前登记,部分地区仅以持残疾证儿童为对象进行入学情况核查,而有些地区的持证失学儿童也未得到核查和跟进;

其次,很多地方尚未建立《残疾人教育条例》要求的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也没有类似机构能够对家长和学校的入学争议进行仲裁。一些特殊儿童在没有经过专业机构客观评估的情况下,依靠学校老师的经验和简单的测试而被学校婉拒,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估手段和争议仲裁措施,申请失败之后一些家长放弃了继续争取入学机会,最终导致很多适龄残障儿童未能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第三,因为进入普校后配套资源不足,残障儿童不能得到适合的教育支持,面临主动或被动退学的风险。2016年针对7个城市2140名普校老师的调查发现,65%的老师承认没有接受过特教培训,45%的老师认为在没有专业老师支持的情况下自己无法应对特殊需要学生。由于特殊教育专业支持资源普遍匮乏,一些学校会以资源不足为理由将残障儿童拒之门外。

就此,俞敏洪建议:各地教育部门和卫生计生部门协同建立“特殊儿童信息系统”,每年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入学登记和入学核查:通过入学评估确保每个残障儿童得到合理的、匹配其能力基础和教育需求的个别化教育支持计划;在普通学校配备充足的特殊教育师资资源,切实保障残障儿童获得合适的、有质量的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

黄细花: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对于生育权主体不分已婚和未婚,黄细花还列举出了具体法律规定。

她指出,《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婚姻法》第25条也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此外,《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中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黄细花认为,这个“公民”的范围显然包括单身女性。

“可见生育权的权利主体不限于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既包括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夫妻也包括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公民。”她说。

黄细花告诉记者,中国立法中对未婚女性生育权只有一些原则性的、模糊的规定,但只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法律没有限制或禁止的部分,就是人们的自由空间。

她向记者讲述了自己曾帮助的一个未婚生育的女孩。当时,这名女孩的男朋友是外国人,怀孕后男朋友不知所踪。当时女孩本打算到医院打掉孩子,却被告知如果打掉这胎以后将无法再生育,她只好将孩子生下来。因为是未婚生育,孩子生下来后就将面临无法上户口以及无法正常上学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对于保障未婚妇女生育权,她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包括建议司法部审查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有关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办法规定,撤销或修改对非婚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范性文件。建议国家卫健委修订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删除“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建议公安部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权益,包括无条件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户口。

黄细花也考虑到了提出这条建议,会有人认为是在鼓励妇女未婚生育。但她强调,建议保障未婚妇女生育权,并非鼓励非婚生育,主要是希望从法律层面保障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独立抚养小孩的女性,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权利和福利。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

徐丛剑:

建设远程医疗平台 保障危重孕产妇安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和边远贫困地区软硬件设施的建设、补齐,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开始使用电子通信设备来完成工作,远程医疗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原因,我国在远程医疗领域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远程医疗应用发展加快。

“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级医院,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加重了大医院的床位紧张,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运转,基层床位却出现闲置,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委员表示,而远程医疗则打破了地域限制,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的不足。

另一方面,通过专家远程会诊和远程医疗,能够帮助基层医院对患者病情做出更加精准的判断,有效缓解偏远地区的患者转诊比例高、费用昂贵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急重症病人和急需重大手术的患者,远程医疗更容易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保障病患生命安全。“孕产妇死亡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12.0/10万以下。但由于各地孕产妇保健工作发展不平衡,2017年上海市孕产妇死亡率已下降至3.01/10万,2018年为1.15/10万,而中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则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徐丛剑说,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西部一些地区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有关,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远程信息交流、多学科会诊拉近了空间距离,缩短了时间差异。“采用远程医疗服务的方法,为偏远及贫困地区的基层医院危重孕产妇救治提供高效、便捷和经济的指导,具有可行性和急迫性。”徐丛剑表示,去年他就提出了《关于建立危重孕产妇远程实时多学科协同救治网络的提案》,在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的支持下,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初步确定以平台管理中心为核心,组建危重孕产妇救治专家团队,架构远程网络,在拟定适应症范围内加强救治力量,提高危重孕产妇救治成功率,同时借助平台进行远程培训提升西部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

姚劲波:

建议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税收减免或生活补贴

为保障新市民居住需求,姚劲波建议取消保障性住房的户籍要求,放宽申请限制。实施灵活的公积金存取政策,充分满足租房需求。

2018年开始,生育率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尽管我国目前已经正式放开“全面二孩”。然而,根据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三年以来,2017年和2018年出生人口依然连续两年下降。

生育率持续低迷,将会给社会带来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和经济活力下降等负面影响,对此,姚劲波建议: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或生活补贴。着力解决教育资源紧缺问题,逐步推动学前教育义务化。取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推动鼓励生育政策有效落地。

彭静:

建议强化APP监管 推动青少年网络保护

彭静告诉记者,她将提交提案建议强化对APP的分类监管,加强APP管理规定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范的衔接,积极推动《未成年网络保护条例》出台,隔离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信息。

彭静说,目前的我国的对APP的监管仍处于起步阶段,APP准入门槛低,缺乏必要前置审批。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针对于APP的前置审批程序,APP上线仅需应用商店进行形式审查即可,很多APP游离在行业监管之外,缺乏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她通过调研发现,开办学习型APP这样的在线教育平台几乎是零门槛,教育主管部门难从资质、内容上严格把关。

彭静还认为,目前我国适用于APP监管的专门性规范只有《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彭静建议,网信办应联合其他主管部门建立APP分类监管制度,完善审批程序。在此方面,我国可参考各地网信办对属地内微信小程序进行类别划分和合规审核的做法,由网信部门牵头,联合文化、教育等其他行业监管部门强化对APP的分类监管,根据各自职能对属地APP进行专业认证和监管,提高APP的准入门槛。

彭静建议,推动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确保主体履责。各行业监管主体应制定监管规程,针对APP安全薄弱环节细化管理义务。例如,针对学习型APP泛滥问题,教育部可制定专门的《在线教育APP暂行管理办法》,规范本行业APP有序发展。同时,加强APP监管规定与《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对接,压实应用商店的管理责任,健全虚假信息识别系统,加强对APP提供者的安全评估,及时发现不法APP运行问题。另外加强APP管理规定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规范的衔接,积极推动《未成年网络保护条例》出台,隔离对未成年人有害的信息。

在执法尺度和主体责任方面,彭静认为,可以根据APP违法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对于违法违规严重的APP,在责令整改、下架等措施外,还应依《网络安全法》严格追究经济处罚和其他责任。他还建议,应由网信部门与工商、公安司法等部门建立工作协作平台,实行信息共享,加强违法取证力度,提高对非法APP的精准打击能力。

孟丽红:

建议逐步实现儿童医疗费用全部报销

全国政协委员孟丽红、祈福集团副董事长在今年两会期间,针对儿童医疗保障、助产士人才培养、大湾区等话题提交多份议案。其中,针对儿童群体的医疗问题,她建议建立专门针对儿童的全国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对儿童医疗的费用实现全部报销,以切实解决儿童就医的问题。

孟丽红指出,儿童由于生长发育的特殊性,其免疫系统功能尚不全面,免疫力低,患病率高、医疗需求较大。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正在不断的改革,但由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现有的医疗保险制度未能妥善解决其所面临的医疗问题。

目前,我国并未专门出台针对儿童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我国欠发达地区对儿童的医疗保障制度要落后于发达地区,这就使我国儿童医疗保障没有实现公平性。同时,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于儿童医疗保障以住院、急诊大病为目标,而对于普通的门诊费用,大部分地区一年内能报销的总限额非常少。

因此,她建议建立专门针对儿童的全国统一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儿童门诊常见病、多发病制定额外报销政策,部分重大疾病设立专项救助基金,并逐步对儿童医疗的费用实现全部报销,以切实解决儿童就医的问题。

第二,设立统一的儿童医疗管理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卫生信息系统和管理平台。儿童就医实行社区首诊、分级诊疗的机制,以保证能合理控制儿童医疗费用及平衡医疗资源的配置。

第三,编制儿童用药基本药物目录并规范收费制度;

第四,优化提升儿童医疗资源的供给。加大儿科医疗机构的投入及加强高等院校儿科医学人才的培养,还可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儿童医疗卫生领域。

针对助产士人才培养,孟丽红指出近年来,“一对一全程陪产”等人性化助产服务,对降低剖宫产率提倡自然顺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人性化助产服务需要大量的助产士,特别是二胎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目前面临助产士人才紧缺的现状。

她建议,鼓励医学院校设立专门的助产专业,制定助产士从业相关法律法规、资格认定及职称晋升机制,加强职业保护措施,提升助产士在孕前、母婴保健等方面的能力及服务,加强宣传、人员配置及人才引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

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时,李克强表示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时指出,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

1、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快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抓紧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问题,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发展“互联网+教育”,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2、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

3、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办好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

4、持续抓好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

5、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6、今年财力虽然很紧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继续保持在4%以上,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安排超过1万亿元。我们要切实把宝贵的资金用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托起明天的希望。

7、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改革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提高办学质量。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8、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9、开展贫困地区控辍保学专项行动、明显降低辍学率,继续增加重点高校专项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人数,用好教育这个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

10、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大力简除烦苛,使科研人员潜心向学、创新突破。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

针对学前教育,政府工作报告提到,2019年要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供给,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

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

记者注意到,学前教育成为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

例如,民盟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全面二孩”实施后加强幼儿园基础设施和幼儿教师队伍建设的提案》。

对于公办和民办园的定位,民盟中央在《提案》中建议,要明确政府兜底、公办幼儿园“保基本”、民办幼儿园满足“个性化教育”的错位发展思路。有序推动各地改造提升薄弱幼儿园、农村小规模幼儿园和教学点,重点推进农村、老城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在2019年底前完成“临时办学点”“学前儿童看护点”“过渡幼儿园”的整治提升。

针对幼师队伍,民盟中央认为,应鼓励各地统筹利用幼、小教师编制资源,争取对学前教育进行单独列编。

张宝艳:

拐卖妇女儿童罪应调至十年以上至死刑

这次上会,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起刑点应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至“十年以上至死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应重于绑架罪。

“自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走上代表通道,知道‘宝贝回家’的人更多了,他们在对‘宝贝回家’更信任的同时,也感受到国家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更重视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年来,繁忙充实的履职经历,让再次上会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少了一分生涩,多了一分从容。

履职一年来,通过多次跟随最高法、最高检调研“打拐”执法情况并倾听民意,这次上会,张宝艳带来了《关于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量刑标准的建议》。她认为,正是由于现在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量刑过轻,对拐卖犯罪分子的打击起不到震慑作用,使得一些拐卖犯罪分子依然铤而走险,使得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仍不断发生。

对此张宝艳建议,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起刑点应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至“十年以上至死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应重于绑架罪。

同时,针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张宝艳指出,“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就是拐卖犯罪的源头所在,这并不是可以从轻的理由,因此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也过轻。”

张宝艳建议,在贩卖人口问题上应呈现“零容忍”态度,对待拐卖人口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应从重从快,彰显国家对此类犯罪的坚决态度。“我们一方面需要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另一方面更需要注重源头防范,需要法律和制度的有力支撑,需要有关部门的积极作为,重拳出击,重典治理,依法严惩,让这种家庭悲剧不再重演。”

曾丽:

校园安全事故处理需依法严打“校闹”

校园安全事故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曾丽5日在北京表示,校园安全事故极易引发“校闹”行为,可借鉴海外经验,依法处理校园安全事故问题,并对“校闹”严厉打击。

曾丽表示,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后会出现“学生家长‘非理性’表达诉求”的现象。“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后,不少家长在其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往往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采取极端方式向校方施压,以此引发社会关注,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获得高额赔偿或获取其他不当利益。”

对此,不少学校会以非法治方式“息事宁人”。曾丽说,就个案而言,此种方式或许能够化解了表面上的矛盾。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俨然已成为一种“饮鸩止渴”之法,助长了“校闹”之风,扰乱了教学秩序。

曾丽认为,校园安全事故善后处理机制的“断档”、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社会舆论的习惯性“偏好”等都将对校园安全建设带来影响。

曾丽建议,政府可借鉴打击“医闹”的治理方式,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由教育、公安、医疗、司法等部门组成“事故处理小组”,做好事故认定和善后处理的“无缝连接”。

曾丽同时建议借鉴海外经验,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目前购买保险额度低,希望加大学生购买保险额度的方式,加强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后学生的住院治疗、残疾保障等方面的保障,让一般家庭均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经济补偿。”

曾丽认为,学校应始终把校园安全放在首位,加强对师生开展常态化安全教育,增强学生自我安全保护意识,社会各方在学生校园安全教育认识方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进而构筑学生、学校、家长、社会的安全教育“防护网”。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

王培安:

“全面两孩政策”已满足绝大多数家庭需求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我认为当前中国人口发展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要处理好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努力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一方面人口众多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近14亿的人口总量对于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运行基础和有限的资源环境负担能力还是过于庞大,人口规模如能适当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就会更加宽裕,人均环境保有量也将更加宽松。

王培安:另一方面,从结构上看,年轻人口减少、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我国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时间长、不平衡、边富边老等显著的特征。人口多了不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均衡发展的具体目标如何确定?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图景又是什么?建议相关部门和机构对这些问题加强研究。

王培安:二是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人力资源基础仍然雄厚。按照国际口径,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国家还有9.9亿,到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

王培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欧美发达国家年轻劳动人口目前约为7.3亿,而且他们的劳动参与率还比我们低,但是经济总量是我国的4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6倍。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将不断提高,也就是说不光现在劳动力比较充裕,就是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国劳动力的数量仍然是比较充裕的。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我们当前不缺劳动力的数量,缺的是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大军。

王培安: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再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

王培安:三是要下大力气把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全面两孩政策”落到实处。当前,广大群众面临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生出来孩子没人带、养不起,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指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的安全保障。

王培安:我们了解到,影响群众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社会因素,“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需求,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大力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补短板,积极发展托育服务,重点满足3岁以下不同城市的托儿服务需求。抓重点,落实育龄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落实个税减免扣除。强弱项,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支持女性职业发展,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王培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人口是经济社会系统中最基础、最活跃的因素。在此,我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研究机构要高度重视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密切跟踪监测,科学评估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中央决策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王培安:

人口多了不好 但也不是越少越好

3月5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一场记者会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谈了对我国当前人口问题的看法。

王培安认为,当前中国人口发展要重点关注三个问题:

一是要处理好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关系,努力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一方面人口众多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近14亿的人口总量,对于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运行基础和有限的资源环境负担能力,还是过于庞大。人口规模若能适当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就会更加宽裕,人均保有量更加宽松。另一方面,从结构上看,年轻人口减少,我国老年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不平衡、边富边老等显著的特征。

“人口多了不好,当然也不是越少越好。人口均衡发展的均衡目标如何制定?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途径又是什么?” 王培安建议相关部门和机构对这些问题加强研究。

二是要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但总量仍很庞大。人均资源基础仍然雄厚,按照国际口径,15到4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我国还有9.9亿,2030年还有9.5亿,2050年还有8.2亿,而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目前约为7.3亿,而且他们的劳动参与率还比较低,但是经济总量是我国的四倍,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六倍。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将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我国现在劳动力比较充裕,就是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我国劳动力的数量仍然比较充裕。我国劳动力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

“我们当前不缺劳动力的数量,缺的是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大军。” 王培安认为,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不能依靠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

三是要下大力气把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全面两孩政策落到实处。当前,广大群众面临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生出来的孩子没有人带,养不起,养孩子的成本高,是两个主要的问题。今天上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指出,婴幼儿照护事关千家万户,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儿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机构,加强儿童保障。

王培安介绍,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经济社会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家庭的要求,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大力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补短板——发展托幼服务,重点满足三岁以下不同层次的托儿服务需求;抓重点——落实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落实各税减免扣除;强弱项——完善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支持女性职业的发展,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王培安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高度重视加强人口管理战略研究,密切跟踪监测,科学评估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为中央决策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

蔡学恩:

应明文禁止中小学生将手机带进教室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蔡学恩建议,应明文禁止中小学生将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带进教室。

他告诉记者,对于学生而言,带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教室有利有弊,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作为通讯工具可以方便学生随时与家长联系,同样也能作为学习工具帮助学生更快更精准地获得资讯。

“心智发育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对网络资讯缺乏判断能力,容易遭受不良信息的干扰,逼真的网络游戏相对学习知识而言也更具诱惑力。手机的电子产品里的辅助功能,比如音乐和照相机功能等则极易引发课堂秩序混乱,学生沉迷于网络之中也易导致厌学情绪的产生。此外,学生采取不正确的姿势使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或为使用该等设备而忽略户外活动,对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蔡学恩认为,目前除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对禁止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带入课堂作出规定外,没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对该等行为作出约束。

“为保障广大学生的利益以及保证教师能够顺利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非常有必要明文禁止中小学生将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带进教室的行为,并应为该等行为规定相应的处罚规定,确保使该规定不会流于形式。”

他提到,部分家长支持学生随身携带智能手机,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学生的安全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可以随时与孩子取得联系。

“为此,有必要建立起一个高效完善的家校联动机制,使家长与学校之间对孩子的去向信息能够做到无缝对接。这不仅能够增进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也可使家长和学校都能够更加了解孩子在家在校的表现。”

蔡学恩提到,教育部应敦促学校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生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管理办法,按照学校的实际情况针对学生带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课堂的行为制定相应的管理手段并报县级以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以令人信服的管理办法使学生和老师之间无需发生正面碰撞,力图将师生之间的对立情绪降到最低。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

刘晓庄:

建议增加0至3周岁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如何缓解“生得起,养不起”的生育难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盟中央常委、江西省委会主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题为《二孩落地还需政策完善》的发言,建议加大个税优惠力度,增加0至3周岁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支持产假后妇女正常就业,规定各类企业保留产妇工作并接受其产假后重返就业岗位等。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上年减少63万人,2018年持续下降,全国活产数少了250万人。“生得起,养不起”,成了当前育龄夫妻不愿生育二孩的充足理由。刘晓庄认为,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逐年下降,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情况没有当初预判的情况那样乐观。

“为了优化我国人口结构,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国家围绕母婴健康、延长产假、孩子教育等出台了系列配套政策,然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刘晓庄认为还应从税收、托育等方面综合发力,进一步完善政策内容,解决“二孩”的生养问题,以消除育龄夫妇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生育是家事,更是国事。”刘晓庄提出4个建议。

一是加大个税优惠力度。

“3周岁前的子女培养成本很高,但当前试行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把0至3周岁婴幼儿排除在个人所得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之外,于情于理均不合适。”

刘晓庄建议增加0至3周岁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同时以家庭为单位设计个税政策,对于夫妻双方仅一人有工作或稳定收入的家庭,提高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金额。此外,在汽车购置税、商品房契税等方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进行一定额度减免,对其子女在入托、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

二是发展城镇托育事业。

刘晓庄提出,我国0至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城镇职工不敢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孩子入托难,生了没人管’。托幼问题如果得到妥善解决,二孩出生率会提高约8个百分点。”

刘晓庄认为,要发挥教育、卫生、妇联及社区等方面的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办托育班;支持各地医院、妇幼保健院建立福利性亲子教育机构,配备专业的亲子教师、设施设备、场地场所等;大力培育和发展托育事业,利用社区现有资源,在社区开展“短时看护”服务,建立公益性社区婴幼儿托育网点,探索“社区化、就近化”的托育服务模式;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园区、楼宇成立托育机构,对企事业单位投入到员工托育服务方面的开支,予以一定额度的税收优惠;推行“婴幼儿托育促进工程”,对审查合格的机构根据规模发放一次性奖补资金,以奖代补专项支持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成立托育专项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按月发放托育津贴;建立托育意外保险制度,将托育意外伤害纳入城乡居民医保报销范围,减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承办托育机构的风险。

三是规范征收社会抚养费,进一步修改完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使之更加切合实际。

刘晓庄提出,根据我国当前全面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二孩”的政策,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应以超生的“三孩”为起点,对于无论何种情况生育二孩以内的范围,均不应征收社会抚养费;统一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明确社会抚养费主要用于开办托育机构、婴幼儿教育等公益事业;加强对社会抚养费的管理和监督,定期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预防和打击社会抚养费征收领域的各种乱象。

四是支持产假后妇女正常就业。

刘晓庄建议,支持育龄妇女正常享受产假,规定各类企业保留产妇工作并接受其产假后重返就业岗位,产假期间企业应给予其上年度平均月工资的一定额度作为生活补贴,以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通过落实巾帼就业培训补贴、小额贷款等就业扶持政策,支持部分产假后妇女自主创业;对接纳育龄妇女重新工作的企业实行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进行合理减免。

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

刘卫昌:

留守儿童接近700万,建议形成“四位一体”的协同保护机制

多年来,农村留守儿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虽然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经过走访发现,留守儿童的保护还存在不足。”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卫昌园林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昌表示,具体来看,一是对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社会、家庭、学校、司法四位一体的协同保护还没有形成。二是未成年人的教育权保护权存在薄弱环节。

刘卫昌,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福利保障界委员,他是一位自幼因患小儿麻痹症落下右腿残疾的人,现任邯郸市肥乡区卜寨村村委会主任、肥乡区曙光学校校长、河北卫昌园林绿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据记者了解,曙光学校系一所寄宿制的民办学校,刘卫昌1991年开始办学校,从起初的7个学生发展为了现在拥有2500多名学生的寄宿制学校。其中,70%以上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对于父母而言,尤其是偏远农村的父母,为了生计前往城市打工,留下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而这个群体的人数已接近700万。

根据民政部2018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表明,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从区域分布看,四川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为76.5万,其次为安徽、湖南、河南、江西、湖北和贵州,以上7省农村留守儿童总人数为484.4万,占全国总数的69.5%。而从留守儿童的性别比例来看,54.5%是男孩,45.5%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

同时,根据民政部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年龄结构偏小,14周岁以下儿童占比达到89.1%,其中,0-5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占总数的21.7%,6-13周岁的占67.4%,14-16周岁的占10.9%。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调研显示,四成留守儿童一年与父母见面不超过两次。依恋父母是儿童天性,长期分离往往导致亲子关系淡漠,并导致心理安全的缺失和自信降低。留守儿童中,游戏成瘾、校园欺凌问题比较严重,均与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有关。

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很多孩子无力抵御来自外界的凶险,溺水、交通事故、被性侵,有些孩子也开始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敌意。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实,针对留守儿童,我国也曾出台相关政策进行保障,早在2004年,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开始对于留守儿童的状况作出相关的调研。2007年,国家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的通知》,此后,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中要求启动创新义务教育阶段关爱模式,明确要求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纳入到网络体系中,给予留守儿童更加全方位的关爱和呵护。2016年,《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意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儿童成长环境以及安全保障方面分别进行了部署。

至此,留守儿童保护政策得到了不断制定与完善,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更把留守儿童保护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留守儿童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的一个重大民生议题,反映的是城乡户籍制度、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等结构性问题。就目前来看,留守儿童的医疗保障情况尚好,但是涉及教育机制和与家长的沟通存在一定问题。

比如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发达地区生活,可以享受当地的义务教育。但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还是要回到原户籍地参加升学考试,因此有很多在一线城市读书的孩子到了初二、初三阶段都要回老家准备中考,这当中就存在一定的教育衔接问题。

尤其是针对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社会、家庭、学校、司法四位一体的协同保护还没有形成。就此,刘卫昌在今年的两会上建议:

一是加大力度,进一步深化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关注和保护。通过学校教师大会、家长会、村民大会、黑板报、新闻媒体、自媒体等大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积极呼吁全社会关注和保护“留守儿童”。

二是强化措施,进一步对农村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权力落到实处。以村和学校为单位,建立留守儿童成长档案制度、结对帮扶制度、监护人培训制度、定期亲情交流制度、特别关爱制度、安全保障制度等。

三是创新机制,进一步为农村留守儿童创设良好的环境。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抓好德育课程建设和德育评价改革;完善中小学就读保障机制,确保贫困家庭学生在校生活困难得到有效救助,决不让一个中小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建立问题学生帮扶机制,启动“代理家长’工作,确保每一个学习有困难、心理有问题的学生能够得到及时帮扶。同时,由政府出资在农村学校开通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的免费视频小屋,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留守儿童的心理孤单。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关乎祖国的未来。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缺乏关爱,直接影响心理健康。据记者了解,除了刘卫昌外,本次两会还有众多代表委员也关注到了这个群体。

其中大都提及了关爱留守儿童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等方面的内容,同时有代表建议,针对这个群体应多方面发力,比如,建议国家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让农民在家门口致富,一方面逐步解决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同时,建立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机制,由学校统一建立留守儿童档案,政府牵头,共青团、妇联以及村委会等共同构建留守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落实留守儿童的关爱责任,保证留守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国家发改委:

三到五年实现幼儿园学位能力全覆盖

3月6日上午10时,国家发改委就“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举行记者会。在养老育幼方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今后三到五年,将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上。实现幼儿园学位能力全覆盖,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以上。

连维良表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共同推动出台了一个民生领域补短板的行动方案,将通过“增能力、提质量、优结构”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加快解决养老育幼这个领域总量不足、质量不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连维良具体介绍了三方面的举措:

一是增加养老育幼服务能力。

今后三到五年,将大幅度增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通过城企联动等方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上。实现幼儿园学位能力全覆盖,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以上。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快支持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二是着力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

各相关部门将把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作为行业监管的重中之重,通过规范服务标准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培训来提高质量,通过完善支持政策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信用监管来提高质量。

三是不断优化养老育幼服务供给结构。

其中,在服务对象和内容上,要促进护理型养老床位达到50%以上,医养结合的深度和水平大幅提升,示范性幼儿园和托育机构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在能力布局上,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边远农村的倾斜支持,消除服务盲区。此外,要更多地发挥社区作用,引导优质养老育幼服务机构进社区。大力发展各类像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行助餐等多元化社区服务,使社区群众能够就近享受更便捷、高质量的养老育幼服务。

学习类APP进校园设过渡期,建行业黑名单

过去一年,教育类App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让人看不清这些学习软件的“本真面目”。而在接二连三的严厉整治下,一些违规学习类APP仍不时活跃,给青少年的学习和成长带来巨大隐患。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学习类APP问题引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多位代表委员向记者指出,学习类APP收集学生隐私数据存的安全隐患;另外,要警惕“一刀切”的监管方式导致在线教育的合法性受质疑。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薄弱 易被违规收集

“向学生推送不良内容干扰学生正常学习,把学生信息倒卖带来人身安全隐患等,都是过度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带来的严重危害。”在全国两会开幕之前,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谷振春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手机APP正在将“越界索权”的“爪子”伸向未成年人用户,比如一些作业软件,甚至会弹出消息框要求授权使用定位信息……

谷振春向记者表示,这些都意味着指向手机APP使用的未成年人保护还面临严峻挑战。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谷振春。

而同样关注到手机APP违规收集未成年人信息现象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孔涛。

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孔涛。

为此,孔涛建议,对手机APP按年龄分级限制。下载APP须实名认证,并按照年龄和拍照头像严格进行认证,不同的APP根据内容划分不同年龄等级,严禁不达等级的让受众下载使用。加大对APP企业的检查频率和质量,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一刀切”监管或影响AI在教育行业应用

对于学习类APP的现实监管,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和全国人大代表、贵州财经大学西部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黄东兵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不应一刀切”。

朱永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担忧,“一刀切”的管理方式会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我国教育行业的应用造成影响,也容易导致在线教育合法性受到质疑,引发民营资本的退出,影响教育资源公平利用及均衡发展。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黄东兵对记者表示,“一刀切”的方式难挡教育与科技结合的趋势,“禁,不是办法。”

他认为,“关键在加强对学生网络信息搜索、判断能力的引导管理,同时完善监管、执法,加强前置审查管理与学习类APP内容审查审批,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加强相关执法力量、力度。”

2018年12月28日,教育部文件《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下发,这意味着学习类APP将面临严格监管审查。根据规定,凡包含色情暴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连接,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APP,一旦发现,立即停止使用。

对于这一通知,朱永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监管时要避免“一刀切”。要为学习类APP进校备案审查设立必要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各学习类APP供应商应当自行整改,申请备案等,过渡期间,在未违反《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该允许现有进校APP正常使用。

《通知》还要求,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审查同意。

但朱永新认为,应取消对学习类APP实施学校和教育局的“双审查”。借鉴直播平台的管理经验,通过实施平台所在地备案制度,对学习类APP实现实时监管。备案标准、监管要求和奖惩治理实行全国“一盘棋”,建立全国统一的数字教育资源治理协同机制,借鉴直播平台相关管理要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的处罚,并建立全行业黑名单制度。

建议未成年人保护法引入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作为法律从业者,她告诉记者,她更聚焦的是如何加强在学习类APP泄露未成年人用户隐私时的法律保障。她建议,修订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着重引入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提出信息与通信权的概念,让青少年网络安全有具体的权利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

方燕告诉记者,今年准备提交“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设信息与网络安全内容”的修法议案。

她还建议,对于一些学习类APP存在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的情况下收集用户的学校、班级、年龄、成绩情况等信息,且不提供账号注销服务的,个人可收集相关截图,向工信部进行举报。

记者注意到,学习类APP违规收集学生用户信息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就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不久,猿题库、“校内外”等教育学习APP因用户个人信息收集问题被受到工信部通报。其中,猿题库因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等问题被督促整改。“校内外”等APP被下架原因包括擅自收集使用用户信息。

方燕还建议,青少年自身还需提升网络素养,养成良好上网习惯,不在任何APP上完善过多的真实资料信息。此外,信息一旦泄露,要及时同软件运营者或网站运营者取得来联系,防止个人信息进一步被恶意传播。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张英

张英:

二孩放开后鼓励女性居家办公或弹性办公

在3月7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妇联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张英提出,在二孩全面放开的社会环境下,社会应该鼓励女性居家办公或弹性办公。

张英介绍,她在长期企业调研的工作中发现,不少职业女性在孩子0-3岁期间,在职场上会遇到舟车劳顿、哺乳期与孩子分离、工作精力分配不足等困难,对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她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产后4个月回归工作,孩子得到母亲的照顾不够,多数情况是家里老人在照顾。

张英谈道,虽然现在政府非常关心针对0到3岁儿童的托幼机构,但这需要一个筹备期。而且家庭教育是必备的环节,由母亲来教育孩子可能更好。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女性要承担更多生育职能和义务。生育期也是女性的职业空窗期,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女性还面临缓冲和适应的过程。

目前,张英认为女性在就业上依然面临隐性歧视,“固然是一种不合理不合规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往往也透露了企业单位用人背后的现实和难处。要让女性公平就业,一方面要解放企业不敢用女性的观念,另一方面应结合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女性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

她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鼓励企业对女性设置弹性工作制度,学习欧美部分企业,拿出一定比例合适的岗位,集中采用弹性工作制。

二是创立女性居家办公试点,探索“智能+女性就业”的新模式,比如科研、软件开发、企业咨询、法律工作等,都有远程办公的可能性。

第三,灵活就业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管理体系,企业在推行当中面临很多风险,比如工伤如何界定等问题,反映了居家办公会引起的劳动保护争议。建议政府研究出台适合女性居家办公的配套制度、法规和政策。

由于婚育和职场环境等原因,现在不少职场女性转成“全职妈妈”。对此,张英摇头说,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是职业女性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让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 这是中国这么多年取得的很大的成就,女性重新回归家庭是不现实的,应该为她们创造更好的从业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

张宝艳:

建议对所有幼儿园安装监控

“大部分幼儿园根本没有视频监控设备;绝大多数设备不能进行实时监控;监控有盲区,这些盲区也是幼儿安全监管盲区;大多数监控录像家长调取程序复杂;监控设备无法正常使用,形同虚设。”张宝艳在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时一口气指出了目前幼儿园监控设备存在的“五宗罪”。

张宝艳是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自2007年开始关注儿童保护问题。从帮助被拐、被遗弃和走失的孩子以及流浪乞讨儿童回家,到如何预防虐童案件频发,张宝艳在长达12年的走访调研中用自己的行动为儿童发声。

近年来幼儿园安全事故频发,随着北京市红黄蓝幼儿园、携程托管亲子园等暴力虐童视频的公开,针刺、用电熨斗烫、胶带封嘴、扇耳光、紫外线灯照射、喂食违规药品等虐童现象引发关注。

张宝艳向记者表示,现在我国的幼儿园监控系统存在一定的问题,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相关部门要延伸监管触角,强化监管力度,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监管制度,将幼儿园置于阳光之下。

幼儿园是幼儿成长阶段的一个重要场所,幼儿的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为孩子营造出安全的学习、成长环境,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建议对所有幼儿园统一安装全方位无死角实时监控系统,教师不能把孩子带到无监控地区,打造智慧校园、透明校园,让孩子在监护下安全地成长。”张宝艳向记者表示,当虐待儿童的事情发生后,因为有些幼儿园没有监控,以及因“未成年人表述不清、没有确实证据”造成无法及时发现虐童事件,造成相关部门无法调查取证,同时事后无法追责。

丁列明:

建议将法定最低婚龄修订为男20女18

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改为“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不得早于十八周岁”,同时删除“晚婚晚育应予鼓励”——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抓紧修改法定结婚年龄及不再鼓励晚婚晚育的建议》。

丁列明认为,现行最低婚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人口发展形势、生育政策等不相适应,建议尽快修订《婚姻法》相关条款。

他表示,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鼓励晚婚晚育的规定主要服务于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十二五”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大幅减弱,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明显减少,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生育意愿发生重大转变。为应对这些重大变化,2016年起已实行全面两孩的生育政策,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也由以控制数量为主转向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现行法定婚龄在国际上、我国历史上也处于最高水平。鉴此,现行法定结婚年龄及晚婚晚育的规定已与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目标不相适应,需修订完善。

赵峰:

建议设立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 每年10至20天

独生子女如何兼顾工作和住院患病父母?针对这个日益普遍的难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山东的赵峰等3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设立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的建议》(下称“《建议》”)。

《建议》表示,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即将整体进入60-70岁的老年阶段,其家庭也进入了空巢期,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形势严峻。为使独生子女父母得到人性关怀和悉心护理,建议出台独生子女带薪陪护假。

赵峰等人指出,国务院公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测,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这其中超半数老年人口为空巢老人,养老形势日益严峻。

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原来以家庭为主要载体的养老模式,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独生子女外出工作、求学增多等原因,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口比例呈日益增多趋势,其家庭不再拥有传统养老模式的功能支撑,已经无法享受代际间的照顾、照料与赡养。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患病住院期间,难以得到护理照料,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形势日益严峻。

因此,赵峰等人提出,面对独生子女家庭护理照料患病父母的严峻问题,建议设立“独生子女照料护理假”,在独生子女父母患病住院期间,给予独生子女每年10-20天的照料护理假,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青联界别:

建议网络直播行业禁止未成年人涉足

“目前网络直播行业良莠不齐,一些直播平台频繁出现禁止或者不宜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2019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青联界别关注网络直播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建议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业迅猛发展。据2018年12月底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8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达到4.25亿人,较2017年年末增加294万人,用户使用率为53.0%。共青团中央联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开展的调研显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网民中经常观看直播的比例分别达到6.4%、18.3%和20.5%。

青联界别调研发现,直播平台门槛低,涌现一大批依靠低俗内容赚取流量、牟取利益的主播。直播评论区也频繁出现不雅内容。“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正处于道德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辨别能力不强,观看这类直播会误认为这些行为可以‘成名’、获利,甚至会效仿,这对他们的价值观形成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此外,青联界别认为,未成年人缺乏个人保护意识,在直播中可能被诱导泄露姓名、学校及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另一方面,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摄入直播画面。“个人隐私泄露将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很多潜在风险。”

近年来,媒体多次报道未成年人随意动用家长银行卡、网络账号打赏主播的行为,其中有的数额巨大,给家庭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大部分家庭与平台交涉退款时,往往因无法证明是未成年人消费而难以伸张权益。

针对以上问题,青联界别建议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细化监管规定和处罚措施;考虑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明确规定主播准入条件,制定合理的申请测评,完善主播资质审核;加大对审查监管不力、不及时处理违规内容直播平台的查处力度;畅通网民检举不良信息的渠道。

在用户注册方面,青联界别建议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注册直播用户的条件、流程;利用人脸识别、大数据或不定期抽查等检查手段,进行身份识别,控制注册用户或主播注册信息与实际不符的现象;鼓励企业开设“家长控制模式”,杜绝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身份证进行注册,在打赏、充值、提现等环节设置实名或人脸认证,限制未成年用户实施上述行为。

技术方面,青联界别建议加快技术创新,完善内容审核,提升对网络主播信息、直播内容、评论区内容的审核及时性和有效性。

此外,青联界别建议建立网络直播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强化网络直播的行业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积极配合政府监管,促进优质内容技术分享,加强直播行业自律。

高小玫:

家庭育儿负担是少生和不生的重要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高小玫提出,调研表明家庭育儿负担是少生、不生的重要原因,育幼服务不足制约了全面两孩政策施行。

高小玫在发言中提到,0-3岁婴幼儿养育支持是当下备受关注的民生短板。由于机构育幼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沉重的育儿照护重任牵制着女性的职业发展,普遍的隔代养育则以祖父母巨大的付出为代价。缺乏社会服务支持的育儿,消减着家庭的美好生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数据表明,家庭福利投入与生育率正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调研发现,提供托儿服务的高校,其适龄教师的二胎生育意愿大大上升。这都说明,3岁以下托育服务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她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托育服务以护育、营养、安全为要。相关规范、监管标准、责任部门职能的设定,均需充分关照托育的保育特性。可借鉴国外设有专门的家庭事务部、儿童福利局,加快研究建立我国育幼专职管理机构,逐步实现儿童福利部门专管。

第二、构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增加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鼓励公助民办、企业自办、社区托育、邻里帮托等各类机构,为育儿家庭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满足早送、晚托、临时托育等多样化的需求。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托育服务,要求基本、普惠、公平规范。公共政策、资源、财力的支持和分配应平等对待各类托育机构,符合要求即可获得如场地、政策补贴等支持,让社会机构各展所长,营造健康的托育服务生态。

全国青联:

建议禁止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

全国青联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提案》,建议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及考虑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全国青联指出,目前网络直播行业良莠不齐,部分直播平台存在着低俗、色情信息,影响未成年人价值观,并且存在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以及未成年人不理性打赏造成经济损失的问题。

针对治理网络直播行业乱象,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全国青联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是完善监管机制,加强执法力度。建议尽快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细化监管规定和处罚措施,考虑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建议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明确主播准入条件,完善主播资质审核。

其次,完善未成年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未成年人注册直播用户的条件、流程;利用相关检查手段,有效进行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控制主播注册信息或注册用户与实际不符的现象;鼓励企业开设“家长控制”模式,限制未成年人实施打赏、充值、提现等行为。

同时,引导企业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建立网络直播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律公约。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

周洪宇:

特殊教育免费应从学前至高中为期15年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两会提出《关于全面实施残疾学生15年免费教育的建议》。周洪宇认为,“十三五”期间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残疾学生免费教育,特殊教育免费范围应从学前至高中阶段,为期15年。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普及水平仍然偏低。”周洪宇表示,特殊教育的推动,可以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在2019年全国实现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教育阶段残疾学生12年免费,2020年全国一半的省份实施从学前教育阶段到高中教育阶段15年特殊教育免费,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15年特殊教育免费。

对于特殊教育的经费问题,周洪宇认为应建立分类承担、以省级统筹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他建议,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应根据各地特殊教育免费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统筹和经费预算,制订15年特殊教育免费实施方案并尽快实施,并且要建立起科学完备的评估制度和评价指标体系,把特殊教育实施情况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

周洪宇介绍,国内的特殊教育还存在着总体教育水平不高、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而特殊教育幼儿园数量不足、融合教育质量不高、特教普通高中数量少且布局不合理,是当前残疾人接受教育的阻碍因素。

朱列玉:

建立和完善儿童失踪即时反应和寻回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出议案,呼吁建立和完善儿童失踪即时反应和寻回机制,在中国推广“亚当警报”和“安柏警戒”系统,并完善其行政和法律保障。

朱列玉称,拐卖儿童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摧毁一个家庭几乎所有的社会功能,给受害人带来难以承受的痛苦。《凤凰卫视》2007年的报道称,中国每年约有二十多万儿童失踪,找回的概率只有0.1%左右。随着全社会逐渐形成儿童拐卖防治联盟,根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失踪儿童寻回率已较十年前有显著提高,但实现“天下无拐”仍任重道远。

基于其调查和研究,朱列玉建议,建立和完善中国的“亚当警报”和“安柏警戒”系统。

首先,从儿童被劫持的时间和空间情境来看,有如下规律:

人贩子控制儿童后,将通过各种方法逃离当地,将儿童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运到境外。因此,事发后的24小时是寻回儿童的黄金时间。儿童在24小时内将被运到全国各地,甚至运往国外。24小时后截获作案人员、寻回被拐儿童的几率大大降低。

在空间方面,儿童被劫持的场所通常是在医院、博物馆、展销会场、 客运站、公交车、地铁、超市、商场、菜市场、步行街、家门口、公园、游乐场等地。“在这些高危地点建立即时反应机制,能够有效在儿童被劫持后10分钟内截停作案人员的逃窜,把握最宝贵的寻回时间。在10分钟以后,应该立即报警,在交通枢纽处截停,并通过跨媒体平台将失踪儿童信息扩散,将作案人员和失踪儿童置于群众的追捕中。”

朱列玉建议,在公共场所推广“亚当警报”系统,把握最关键的十分钟。

源于美国的“亚当警报”是由一位名叫亚当的男孩被绑架并遇害的事件所触发的。“亚当警报”系统规定,如果家长在超市等地发现孩子不见时,超市等公共场所管理者须立即封锁出入口以寻找孩子,并反复播放儿童的容貌和衣着。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儿童,管理者立即报案寻求警力支持。

朱列玉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作案人员逃窜途径众多,逃窜后难以寻回,这种“即时反应”机制特别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值得推广。“亚当警报”系统主要包括线下截停设施、信息通报流程、安保管理流程,基本不涉及线上系统会涉及的用户隐私数据,也不涉及信息恶意扩散的风险。该系统要在中国推广,可以由工商管理部门、交通管理部门、民政部门规定各机构必须配备相关设施和管理流程,将其纳入年检必检项目。

此外,中国的“安柏警戒”系统须完善和推广。目前,中国官方安柏警戒:“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通过官方微博等新媒体、高德地图等移动应用对公众发布失踪儿童信息。对于中国来说,推广安柏警戒不存在技术问题或群众基础障碍,挑战在于防范应用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例如,报案信息如何收集、审核、发布?谁可以在平台上发布信息?如何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儿童的信息?如何约束数据运营者对公民隐私数据的利用?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界定清楚数据发布者、平台运营者、警方等不同参与者的权责,完善行政保障和法律保障。

朱列玉强调,在中国,要推广亚当警报和安柏警戒系统,需要政治保障、行政保障、法律保障。尤其是行政强制力,有着特殊而强大的推动力。他建议建立协调员机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协调员需要协调互联网、新媒体、移动运营商、商超、旅游景点、交通站点等机构,与公安部、工信部、交通部、工商总局、商务部等部门产生联系,因此协调员由国务院直接任命是比较合适的,由公安部、工信部等相关部门派专人向协调员汇报,协调员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和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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